柴靜總以為你就在那里：人生太短暫，去瘋去夢去追尋

柴靜

上中學的時候，我們的語文課本上有道題：魯迅先生寫過“我的院子里有兩棵樹，壹棵是棗樹，另壹棵還是棗樹”，這句話反映了魯迅先生的什么心情？

我有個朋友叫老羅，當年念到這兒就退學了，他說：“我怎么知道魯迅先生寫第貳自然段時到底是怎么想的，可是教委知道，還有個標準答案。”

我另壹個朋友馮唐，找了壹個黑店，那兒賣教師參考用書，黃皮兒的。那書不應該讓學生有，但他能花錢買著，書中寫著標準答案—“這句話代表了魯迅先生在敵占區(qū)白色恐怖下不安的心情”。他就往卷子上壹抄。

老師對全班同學說：“看，只有馮唐同學壹個人答對了?！?/p>

老羅和馮唐把背標準答案的時間省下來，都早早地干了自己喜歡的事。我屬于第叁種，沒辦法脫離又沒勇氣反抗。課堂上安分守己，壹聲不出，但什么也聽不進去，低頭在紙上亂寫亂畫，考試時對魯迅先生瞎揣摩壹氣，卷子上打著紅叉發(fā)下來。

時間長了，被動消極，每天最后壹個到學校，第壹個走。

那時候山西的小縣城還壹片僵凍，離開學校無處可去，沒有公交車，沒有店鋪，沒有大排檔，沒有書報亭。有壹個紅星電影院，但只有在學校組織看愛國電影時才能進。這里算全城的文娛中心，幾個老人坐著小馬扎在電影院門口曬太陽，懷里摟著小孩兒。沒有貓狗這樣的寵物，小孩拿根繩牽著田鼠走來走去，它用后腳站著，前腳端著干饅頭吃。電影院門口擺著兩個開裂的臺球案子，伍毛錢打壹個小時，有幾個小混混，嘴角斜叼著煙，嗆得瞇起眼，冷風里猴著身子打球，軍大衣領子尖豎著，衣角拖在地上磨得黑亮。他們追逐女生時粗糙又兇狠，毫無浪漫之感。

除了這些“閑人”，大家都待在單位—這個形容流水線上產(chǎn)品的數(shù)量詞，人人嵌在其中。我父母都在“文革”中輟學，受盡動蕩之苦，覺得進不了單位就會變成殘次品似的讓人恐懼。他們希望我將來能考上大學的財務會計專業(yè)，畢業(yè)分配進鐵路局。鄰居們都說這工作好，不用風吹雨淋，只要算盤打得快，胳膊上壹副藍袖套，穩(wěn)穩(wěn)當當壹輩子，還能坐火車不花錢。為了能讓我這樣生活，父母以他們的方式保護我—課外書是“閑書”，不能看；晚飯時可以看全國統(tǒng)壹轉播的新聞節(jié)目，因為里面可能會有考試內容，在我看來，這還不如看新華字典有意思—起碼有些漢字長得挺好看的。我吃飯舉著工具書看，遭到了表揚，我媽讓我妹向我學習。

我對這種生活沒什么情緒，因為即便給我自由，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。

高中時，我媽買了壹臺紅燈牌收錄機讓我學英語。短波能收到臺灣電臺，家里沒人的時候，我就守著聽“亞洲之聲”“中廣流行網(wǎng)”。主持人吳瑞文、謝德莎、沈琬、林賢正、李麗芬、陳樂融……我不知道這些名字我寫得對不對，但隔了貳十年，寫下每個名字的時候，我還能聽到他們的聲音，他們是我的朋友。有壹期節(jié)目，沈琬說壹個叫黃家駒的人當天意外去世了，播放了他的歌《關心永遠在》，她說：“人生在世就要珍惜，因為我們不知道下壹分下壹秒會在哪里?！闭f的時候她哭了。

我當時不知道黃家駒是誰，她說得也沒什么出奇，尋常情理，但打動了我，那之前沒有成年人用這種方式對我說過話。

我第壹次想到，原來壹個職業(yè)可以是這樣的。原來，傳播是人做的，做的壹切都是為了人。

半年后，我考上了鐵道學院財務會計專業(yè)，干了人生里第壹件主動的事—到湖南省電臺去找工作。領導把我打發(fā)走了，因為要當主持人必須學過播音，由國家分配。回到學校，我用磁帶錄制了壹期節(jié)目，名字抄襲陳樂融的《另壹種聲音》，又去了電臺，壹個叫尚能的主持人聽了伍分鐘，說：“今天晚上在我節(jié)目里播?！彼麤]去征求領導同意，就這么做了。

就這樣，我進入了傳播行業(yè)，直到現(xiàn)在。